中国历史上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有识之士都能根据时势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来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需要，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材料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天论》

材料二：“我中国标本宜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也耶。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三：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和自觉担当意识。

——沈永刚《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