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美国城市化是通过人口、工厂及各种机构向城市流动，而不是通过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工业经济的自我发展来实现的。在强烈地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必然向地理位置优越、社会经济环境有利的空间（城市）聚集。工厂企业聚集城市促使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城市居民接近工厂和劳务市场，可最大限度地选择报酬较高的工作，并可以节约工作往返所需要的交通费用，同时还能充分利用城市公共设施为己服务。城市街区光怪陆离，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城市众多的公共设施为居民带来了方便，使人们享受了现代文明。城市繁荣和物质富裕，使其居民的收入远较乡村优厚。据1890年的统计，城市居民平均家庭财富超过9000美元，而农村家庭则为3250美元，收入差距甚为悬殊。工业化时期，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去开拓新的领域，追求新的成功。这种精神使美国的城市化得以迅速完成。

——摘编自李庆宇《美国现代化道路》

材料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摘编自张忠伟《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部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  卷烟税在世界各国均为优质税源，莫不带来巨额收入。卷烟作为消费品在近代以来输入中国，最初数量甚微，海关也来将烟草列入独立税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以进口烟草为在华洋人日用品为由，将其划入免税之列。而北洋时期，占据国内大半卷烟市场的英美烟公司担负中央正税不过7.5％，再加上英美烟公司经常通过一次性购买卷烟税印花或包税的手段减免部分税款，其实际税负只有2.5％~3％。而当时最大的民族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原料进口时除纳进口正税及子口半税外，产品销往各地仍需缴纳“营业、畅销、厘金、杂捐、附加等税”，“负担即重，成本加多，虽出品优美，诚难与外贸竞卖”。除中央正税外，各省地方政府间有征收销场、落地等税，但征收标准也轻重多寡，各不相同，设置税率之标准亦不一致，或以容器为准，或以货量为准，或以货品为准，或以卖价为准，或以商铺为准，卷烟税制极其混乱。1915年5月，北洋政府为统一卷烟税制，扩充财源，决定实施烟草专卖。中央又将田赋、盐课、关税、厘金、烟税、印花税、契税等十七项优良税源列为中央税，仅将田赋附加税、牲畜税、粮米税、戏捐、车捐扽杂税杂捐划给地方，造成“国重省轻”的失衡局面。北洋时期，地方多为军阀主政，除教育、实业等消耗外，巨额军费成为重中之重，地方财政常常捉襟见肘。加之派系林立，政争激烈，内阁更迭频繁，由于出身与所属派系不同，各自主政时期财政整理目的和政策大相径良。

——摘编自王强《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卷烟税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