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今日根本之危机，全在经济之残破。以致国民生活日益困穷，而民族之命运，亦因之岌岌危殆，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今日。

（一）……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悉以合作社为基础，指导并改进之，以达到粮食自给自足为初步目标。

（四）……赞助政府实施征工制度，鼓励民众参加义务劳动。尤以开发交通道路，修治水利，培植森林，开辟垦地为征工之基本工作。

（五）……对于一般工业，由政府分别保护并奖励之。

（八）……由政府执行健全货币政策与汇兑政策，而人民衷诚拥护之。

——蒋中正《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实施》（1935年）

材料二：1937年3月……宋子文宣布大萧条已经结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已经脱离了所有困难，不可否认，过去18月的事实说明，整个国家的境况……都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和改善。”总之，正像陈光甫所回忆的：“我要说，从1936年一直到1937年战争爆发之前，是标志性的两年。”

——（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材料三：到1936年，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已达42.8亿多美元，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原煤产量的55.7%，发电量的55%，棉布产量的64%，外洋航运吨位的83.3%，国内航运吨位的63.1%。1937年，帝国主义直接经营和控制经营的铁路已占到全国铁路总里程的90.7%。

——严志才《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材料四：时人评论说：“统制蚕丝的结果，是在通过茧商，使农民负担重税……是在勒令小行闭歇，使富商大贾垄断居奇。”……另外，南京国民政府提倡国货的各项举措，为国货开拓了市场，但政府直接介入经营，不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

——刘兰兮《南京国民政府的市场管理与经营》

材料五：国民党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部门很多，但真正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很少，在全国财政开支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如有数可查的1933-1936年的4年中，全国财政支出总计40.18亿元，其中经济行政费和“国营事业资本”，合计3.64亿元，仅占总额的9%。这些资金包括拨给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等部委及其所属各机构和事业实体的行政费用、1934年扩充中央银行资本的7500万元，以及原在军务费内支出的国防建设费等，真正用于经济建设的经费，极其有限。

——刘克祥《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