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无疑是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它们于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而后，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沿着这些裂缝慢慢渗开。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工商业获得向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同时日本在华企业亦获得同样侵略机会，中国的民族经济仍不易与之抗衡，以致归于失败。……中国民族经济之不能前进，以致渐趋衰退，不当尽归咎于外来压力。国内情况之日益恶化，亦为重大因素。政府之无扶植诚意，自然有关，战乱不止，兵额激增，尤为致命打击。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经济管理办法一览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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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雍正时期，各地奏请开矿，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下达“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等命令；对一批朝廷获利甚多的矿产，则由朝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

1872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上海各工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多，“可忧孰甚”。他建议清政府“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清政府采纳李鸿章建议，决定先在部分地区试办“开采煤铁事宜”。

——摘编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等

材料二：新中国“一五”计划指出：“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它的勘探进度，资源供应的保证程度，是合理地分布生产力、建立新工业基地、正确地规定工业建设计划的先决条件。”为此，国家要求“有计划地展开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加强对某些从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以及在地区上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

——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