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督鄂被视为(湖北)武汉现代化发展历程的重要界标，此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等，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

——摘编自陈锋、张笃勤《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

材料：晏阳初（1890—1990年），近代中国著名平民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主持河北定县翟城村平民教育实验区的全面工作。开始工作时，实验区全面经费只有3600元，经晏阳初赴美募捐，资金困境得以改善，而人才的解决主要依靠晏阳初的人格魅力和引领作用。晏阳初要求博士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尽量“农民化”。在晏阳初指导下，洋博士们用在灯笼上写字的办法培养农民识字兴趣；在农药的配水比例上，技术人员掌握好“药”与“水”比例后，再用简单直观的方法告知农民，以药瓶瓶盖为单位进行配药，使老百姓很快就掌握了喷洒农药的技术。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皆有参加机会。平教会主编的《农民报》每期所登内容，农民投稿竟占一半。由洋博士主导的定县实验，由河北而湖南、四川，由中国而菲律宾、泰国、印度、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

——摘编自薛伟强《一场泥腿子与洋博士的完美邂逅》

材料一：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张之洞《劝学篇》（1898年）

材料二：“中体西用”没有引导中华文化成功地进行转型，一方面是“中体西用”模式下的“中体”已不具有先进的凝聚核心作用，在现实中成为阻碍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障碍。……另一方面，“中体”在吸收代表资本主义文化的“西用”之后，并没有实现“中体”本身的更新和发展，使中国封建文化形成一个新质的文化肌体。相反，中国文化在封建主义的故道上苟延残喘。

——王艳华《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角度评析“中体西用”》

材料三：“中体西用”后来久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