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了新兴的生产方式。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

材料二：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很快显露出加速发展的步伐，其中棉纺织工业发展尤其突出。这首先是来自企业丰厚盈利的刺激。大约从1914年开始，高盈利率仿佛“一强有力之兴奋剂”，刺激国人竞相投身棉纺织工业。欧战爆发后日本棉纺织垄断资本咄咄逼人的扩张之势，也迫使民族棉纺织企业急切寻求发展。

——罗萍《短暂的辉煌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材料三：30年代民族工业已由过去单纯依靠外延扩大生产为主转向以搞技术改造为主，这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变。如1934年创办的永利化学公司总技师、留美化学博土侯德榜，为探索苏尔维制碱法的奥秘试验十余年，创造了中国的“侯氏制碱工程”，这是亚洲人首次新法制碱成功。

——许建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1930——1937）》

据此表可知，1895-1913年间，民营企业（   ）

材料一：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使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当一部分人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破产的时候，总会有一批生产者被抛出生产之外，成为多余的人。据那个时候西方人的观察，“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徙，离家不计也”。面对这种情况，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出，缓缓荡开。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着旧的生产方式，并因此而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具有两重意义。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自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买办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是外国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按照相关统计，1872—1913年中国共开办145家新式企业，已知投资人202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和官僚，有113人；其次即是买办，有50人。“买办不仅在数量上、投资的规模上极力侧身于近代工商企业，而“且获利颇丰。买办的这些活动，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买办对普通人的生活也产生很大影响，农村通过他们才用上了物美价廉的煤油、洋布和其他棉织品。

——摘编自金普森、易继苍在《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