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客观规律。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城市兴起最早、城市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近代以前，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村是全国经济活动的中心，城乡社会分工处于落后状态。城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聚居人口以贵族、官僚、地主、军人、商人及手工业者等为主。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主要是供城市自我消费、自我服务，因而其经济意义并不突出。……晚清社会性质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使城市社区的发展具有新的时代特点。……与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相比，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仍很落后。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重为3%，大大低于当时中国5%的水平。而到1900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重骤增至13．6%，超过中国1倍有余。

——摘编自史革新《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

材料二

——摘编自[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材料一  发生在宋代的结构性社会变迁，使城市中诞生了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宋朝政府自觉负起了向贫民提供福利救济的责任，逐渐建立了完备的社会救济体系。

宋政府按照居民的家庭财产多寡，将全国人口划分为不同户等，作为国家划定救济对象的参考标准。宋朝也开始出现了接近现代意义的“贫困线”概念：凡田产20亩以下或者产业50贯以下的家庭，即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贫民”。

宋朝的贫民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施行的“惠养乞丐法”（凡贫困人口，均纳入乞丐范围），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颁行的“居养法”。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指由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指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这两种救济都是定时的、制度化的。此外，还有临时性、赈灾性的救济，这类临时性救济虽然是不定时的，但也常年有之。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

材料二  英国从都铎王朝（1485―1603年）开始，流民和贫困问题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政府对救济问题的干预加强。都铎君主在济贫问题上采取了两分法态度：一是国家对没有工作能力的群体承担责任，二是严厉惩罚不愿工作的“懒汉”。1601年的济贫法将济贫措施分为三类：第一，没有劳动能力的穷人由国家提供救济；第二，有工作能力者接受救济须接受政府强制性的工作安排；第三，有工作能力而拒绝工作者接受济贫院的院内救济。该法虽是全国性的立法，但赋予地方相当大的权利，每个教区由监督官管理救济事务，监督官由地方任命。

到18世纪后期，这种以教区为基础的济贫方式已不足以应对社会失业与贫困问题。保证人们的最低收入被视为社会责任，它意味着制定最低工作收入制度，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养老金及疾病救济，而现有的济贫制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蔓延，工人们反对现有的济贫法，因为院内救济将破坏家庭关系并使被救济者失去人身自由，而即便是院外救济也使人失去尊严。于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开始逐步在英国创立，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确立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摘编自刘成、奚慧玲《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历史沿革》

①得益于国家的统一      ②迅速应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

③建立了世界殖民帝国     ④占领炼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