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18- -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締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的》承认和确立了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执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进守的准则，使国际法摆脱了神学的束縛，宣告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国家主权原则、领土党整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战争中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等等，它们成为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鉴定了一系列国际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许多国际法的原则，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法的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国际原则，例如，保护关系、势力范围、合法干涉、领事裁判权制度、租界、租借地等等，这些规定使资本主义初期确立的一些进步原则和规则名存实亡。

——摘编自陈文学《国际法对战争及使用武力的规范》

材料一

    1870年德国有铁路18560公里，1890年增至41818公里，为西欧和中欧之冠。……密密层层的铁路网把德国紧紧地箍在一起。1879—1880年，俾斯麦实行普鲁士铁路国有化，至1900年前后国有铁路已占很大优势。

——摘自丁建弘《德国通史》

材料二

    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私自修筑吴淞铁路，清廷把铁路看作是奇技淫巧，担心它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不良的影响，以28.5万两白银赎回后即行拆掉。1880年7月，唐山煤矿开始产煤，为了把煤运出，清政府准许修建了唐胥铁路。铁路开通后，起初为了避免火车震动陵寝，决定车厢由骡马牵引。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或是直接侵占中国的筑路权益，或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铁路命脉。（至1911年，全国铁路总长9292公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运输和邮电建设的投资为90.1亿元，其中铁道投资59.2亿元。到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已达29862公里，比1949年增长35.8%。五年内，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约10000公里。……在修建新铁路的同时，还加强和改造了现有铁路的技术设备，修建了许多复线，增加了通过能力。

——摘编自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一直在探索如何遏制瘟疫的传播，减轻瘟疫的破坏。有学者认为端午节便起源于南方的“祛病防疫”习俗。秦与西汉都有专门安置隔离病人的场所。张仲景编纂的《伤寒杂病论》，认为瘟疫是由“岁时不和，温凉失节”的疫气所导致。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不仅战乱与自然灾害频繁，也是瘟疫发生数量与频度的高峰时期。“卑湿” 的南方地区最容易发生疫病。唐宋时期瘟疫多发生于春夏两季与都城附近。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加强药物的统一管理，改善公共卫生等手段防控疾病。医生也积累经验，精选各家名方，使许多行之有效的处方被保存了下来。明清时期是疫病的又一个高峰时期，疫病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递减的规律。温病学派由此在江南诞生，认为瘟疫是通过空气与接触进入口鼻而传播。温病学派也十分重视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明代出现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术”。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药店遍布各地，药材业的发展有利于疫病的治疗。

——摘编自张剑光《三千年疫情》等

材料二  霍乱长期以来一直是孟加拉和印度地区的地方病。1817年从印度向其他地区大面积传播。1830年，霍乱发展成全球性的疫病。1831—1866 年间，霍乱曾先后四次在英国肆虐。有人认为霍乱是穷人的疾病，贫民窟是霍乱滋生的温床。卫生派则认为霍乱不仅是一种传染病，更是社会不卫生的表现和必然结果，贫穷的工人生活在一个更适宜霍乱繁殖的地区。主张当局应该关注穷人，改善他们的卫生状况来预防霍乱。卫生派主要由医学界人士和某些社会改革家构成，他们不遗余力的揭示霍乱与肮脏之间的关系，贏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848年在霍乱再度爆发之际，议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会利用议会授予的法律权力，在全国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有效制止了霍乱的流行。1851年英国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卫生大会，其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对霍乱等传染病加以防治并制定了世界第一个地区性《国际卫生公约》。

——摘編自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 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等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下图是“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主导要素构成示意图

（注：甲指劳动力，乙指土地，丙指资本或资金，丁指科学技术。）

从上图所示的人类社会四个文明发展阶段中任选其一，提炼一个关于经济增长主导要素变化的主题，并加以说明。（要求：主题明确，条理清晰，论据充分，说明有理。）

材料一  19世纪中后期，美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导致传染病横行，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呼声强烈。内战后政府和社会大众卫生意识显著提高，1870年至1890年市政卫生局开始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一些城市还从正规部队中招募组建卫生监督部队；政府还吸引私人企业、民间团体甚至儿童参与到垃圾处理工作中；同时一些专家呼吁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检疫”工作，1878年国会通过《国家检疫法》；70年代细菌理论的出现为城市检疫、消毒提供了理论指导。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论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卫生改革》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一  据统计，自霍乱于1817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清代中国共发生了4次霍乱大流行。尽管清代国家对霍乱等疫病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把日常性的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这一趋势到清末最终演变成国家在新政中，将自身的卫生和医疗职能明确和制度化。与官方相比，清代社会力量对霍乱的救疗更加积极主动。除了施医送药、祈神驱疫等传统活动，上海等地的乡贤和慈善机构还在外国势力的刺激下，成立了实行强制查验和隔离的防疫医院。国内医学人士也初步完成了中医学对霍乱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甚至有的医家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与霍乱的关系，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摘编自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1年由印度传入英国后，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实行隔离措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但效果甚微。1831—1832年霍乱以后，把霍乱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逐渐被大多数英国人接受。1848—1849年霍乱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成立了卫生总会负责改造城市卫生。然而，该措施并没有阻止1853—1854年霍乱的再次降临，反而因把城市污水肆意排入河流，加剧了霍乱的传播。1866年霍乱证明了斯诺医关于霍乱病菌通过饮用水传播的理论。据此，英国议会出台了1875年《大公共卫生法》和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切断了霍乱传播的途径。到19世纪末，英国霍乱防治的方法被接纳为国际预防措施的基础。

——摘编自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