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撰文指出，血腥的20世纪目睹了“西方的没落”和朝向东方的“世界重新定向”。现实主义者进一步注意到，随着中国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美国地位的逐渐削弱，有两件事很可能会发生：其一，中国将充分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重塑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度，以更好地满足其利益需要；其二，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走下坡路的霸主——将把中国看作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现实主义者预测，事态如此发展下去，将出现紧张、不信任和冲突这类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典型现象。照这种观点，中国的崛起，会导致日益强大的中国与逐渐衰弱的美国为国际体系规则和领导地位产生声势浩大的争斗。

——约翰·伊肯伯里《中国崛起与西方世界的未来：自由体系能否继续维持？》

材料二：美国无疑将变成一个帝国，但并不是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种单纯幅员扩张所形成的帝国，也不是英法等欧洲国家那种建立在直接控制基础上的殖民帝国，而是一种新型的帝国。它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为基础，要求其商品和影响力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地，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海外领土的直接控制以便节约政治和财政成本。用一句话归纳，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有边界的，作为帝国则是无边界的。这种帝国发展的逻辑正是无孔不入的资本的逻辑。

不论是否有意，美国的海军扩建一开始就不是针对英国海上霸权的，甚至可以说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和英国进行一场海上较量。一些国会议员虽然叫嚷“美国舰队应该主宰大西洋西部和太平洋东部”，但在实际部署上，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方向完全处于防御态势，其战略构想以默认英国皇家海军对大西洋的控制为前提。这一点是与德国1897年以后海军扩建最大的区别，后者的矛头恰恰明确指向英国。

——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

材料一：“我今天想对你们说说欧洲的悲剧。……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是什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欧罗巴合众国。……重建欧洲家庭的第一步是法国和德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选自丘吉尔在1946年9月的演讲《欧洲的悲剧》

材料二：1948年，丘吉尔提出作为战后英国外交总方针的“三环外交”：“第一个环当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个环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在内，及美国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一个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显然，在丘吉尔心目中，联合起来的欧洲是最后一个环，其地位在英联邦和英语世界之后。

——摘编自陈乐民《战后英国外交史》

材料三：20世纪50年代，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从拒绝逐步走向接近，并于1961年和1967年两度申请加入，但均遭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否决。戴高乐首先考虑的是：“英国一旦成为欧洲的第七个成员国，要它永远扮演二流角色，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戴高乐还认为，联系如此紧密的英美关系将会使英国成为美国投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另外，英法在共同农业政策上也存在分歧。1971年英国重新与欧共体谈判，并于1973年最终加入。然而，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英国一直是一个半心半意的伙伴，它的边境仍处于半开放状态，它反对防务一体化，也不愿加入欧元体系，所有这些都使英国与联合的欧洲若即若离。

——摘编自娄南《民族国家与欧洲一体化：1945-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