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政策。比如，允许城市职工在农村的年迈父母、病残或家庭有困难的下乡知识青年等“农转非”。

    1984年10月，国务院出台政策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和家属，公安部门应准予在集镇落户。

    1997年全国各类流动人口达1.1亿。1998年7月，国务院对户口管理作了“四项改革”：对要求随父母在城市落户的未成年人、已在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在城市投资及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直系亲属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均可准予在城市落户。

——摘编自李平《新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在乡村建设运动出现之初，王鸿一等人于1929年在河南设立了村治学院，形成所谓村治派，提出了实行乡村自治的理念。他们明确表示，成立村治学院的目的在于：“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其他服务人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自治之完成。”……在思想认识上，乡村建设派认为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好途径。梁漱溟说：“所谓经济进步，无非是生产技术与经营技术的进步，此种进步，均从小规模进于大规模，从零碎生产进于大批生产。这种情形，都是竞争的结果。……农业进步亦需要大规模的经营，与工业同。……农业既不能走竞争吞并的路，其经营复须相当的大规模，则舍农民同意的自觉的‘合作’，殆无他途。”……乡村建设运动的各个实验区都建立了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农村教育机构。对农村教育最为投入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其农民教育部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想产生的教育建设方案不是偏于心理，或物质，或社会，或国家的任何一方面的建设，而是集中在一切建设的基础上作工夫；简言之，就是人的建设，或新民的建设。此种建设成功，则其他一切建设都易着手进行。”

       ——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