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扣或截留应当发给或缴纳财物者。

（2）买卖公物，从中舞弊者。

（3）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

（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

（5）意图营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

（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

（7）违法收募捐税者。

（8）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

（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

（10）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该文件还规定了具体惩处标准：

（1）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2）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待或死刑。

（3）贪污在300元以上500无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4）贪污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

（5）贪污100元以下者，处1年有期徒刑或苦役，并追缴其贪污所得财物。

除了依法惩贪制度外，边区政府还制定了干部管理教育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精简机构和俸以养廉制度。

——摘编自《陕甘宁边区政府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下表数据整理自姜涛卞修跃所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之初步估计》，该统计表说明（   ）

材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南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中国政府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税收，军费开支剧增，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中国108所高等院校中，91所遭日军轰炸，25所院校被迫停办。一些人力主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中断一切正规教育，停办高中及大专院校。国民政府提出“战时应作平时看”，“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政府有计划地将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转往犬后方，教育部长以个人名义建立贷金制度，为来自沦陷区学生提供生活资助，后改为公费制，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共资助学生128000余人，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一批日后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对海外留学生给予救济，并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海外学习。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前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一一摘编自侯杨方《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材料：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分析日军兵力分布，已认定日军开战后必首先以华北为进攻重点，而我方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力之缺点”，在上海“先发制敌”，以牵制和分散日军在华北之攻势，又保证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京、上海等地之安全，且“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淞沪会战爆发后，蒋介石号召将士“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但在日军的重武器绝对优势之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而且，上海是河网地带，又无山势倚仗，对中国军队作战极为不利，但机械化的日军却自陈“无碍用兵作战”，多重因素之下，终致上海、南京先后沦落。不过，《泰晤士报》等外国媒体亦盛赞“十周之英勇抵抗”“为历史上最光荣之一页”。

——改编自余子道《蒋介石与淞沪会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