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状态，个人权利弱化隐蔽、国家（君主）权力强化突出。

——刘宗英《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地方主义行动逻辑分析》

材料二：王韬（1867年漫游英法等国）对西方政体形式作了研究后，认为中国欲谋富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的见解，君、臣都是为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是店铺的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真正的主人是人民。

——雷颐《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

材料三：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孙中山1924年《国家建设·民族主义》

材料四：在抗战中迸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包括“保种”、“独立”、领土统一和完整，还包括保持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寄望新型国家在新背景恢复国人曾有的民族地位和国家尊严。

——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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