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民国时期，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医药界也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最终，中医走向衰落。时人言论如下：

存中医：

唐宗海：“西医云，人之才智，均出于脑髓。究问脑髓何物，则西医不知也……西医论髓之法多，而治髓之法少，以不知髓是肾所生，是以无从施治也。”

杜亚泉：“（西）医学的初步虽靠机械的试验，而医学的大本营不能不驻扎于心灵的体会。中医长于心灵的体会”。

废中医：

陈独秀：“（中）医不知科学……其术殆与矢人（手艺人）同科”。

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梁启超：“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西医）”。

——摘编自郎栋、张婷婷、盛海英等学者中医相关学术论文

以“传统与变迁”为主题，根据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1902年5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907年朝廷成立修订法律馆，由沈家本、伍廷芳任修律大臣，并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帮助修律。在修律过程中，西方法律文献被纷纷翻译过来，成为拟定新法律的重要蓝本。并且清末修律大抵上按照西方法制的模式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造。到晚清政权垮台前，已经基本上移植了西方大陆法系的结构框架，形成了以《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钦定大清商律》以及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为骨干的系统的成文法体系。

——摘编自朱勇《清末新政：一场真正的法律革命》

材料：晚清政府为筹措军费开设了厘金局。厘金就是过路费和交易税。“近来内地局、卡林立，往往数十里之遥，其间多至数卡……过一卡有一卡之厘。经一卡抽一卡之厘”。各省厘局，但有厘局之名，实则抽分抽钱，有加无己。凡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设奉完抽厘旗号，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银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之店铺，肩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之携带盘缠，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官员在征收过程中，随意勒索，如山东高达20%，而其他省份也在5%甚至10%之上。

    诚如时人所云：“中货有厘金，而洋货全无之，于是洋货之价日贱，中货之价日昂，价贱则购用日多，价昂则销售日少”。广东三水、佛山等地本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工艺之目，成萃于此”，但“军兴以来，创设厘税，遇卡抽验，勒索万状。自三水设厘卡，而市面为墟矣。佛山一埠，而百行亏折矣”。

——摘编自张宏《关于近代中国厘金制度的思考》等

材料：近代最早的江南女校是在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福音的背景下建立的。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江南教会女校，作为传统中国土地上的一个赞新的文化现象，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是仍然不断地将女性（应）接受知识这种观念向外传播。1898年，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中国女学堂（亦名经正女学堂）诞生于上海。上海是近代江南女子教育的一个中心，女子教育开始在近代蓬勃发展。在朝廷和社会兴废女学的长期争议中，民间办女校之风渐兴，打破了教会女校一家独大的局面。清政府被迫于20世纪初做出变革姿态，实施“新政”，并对女学开禁。此后，官办女校在全国范围内日渐兴盛，而江南女校则始终居于领先地位。民国建立后，社会变革不断，女校和女学生无可避免地卷入历史洪流中，在改写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创造着历史，部分进步的在校女生和毕业女生不甘于“他者”的身份，开始为“女界”的未来奔走呼号。

——摘编自徐宁《女校与近代江南社会的史迁（1850一1931）》

根据材料，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