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并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页。）

在誉为经济史“经典”的法国著名史家保尔·芒图著作《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本书每一页上都可能有其名字的那些城市，皆归功于大工业。”

材料二：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就讲到，西方列强在中国“广设埠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黠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

（曾国藩：《预筹修约事宜疏》）

1894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是9.7：1，1920年是3：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谈及19世纪50年代末，“其时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

20世纪30年代广东因丝业衰落，约有20万女工从工厂回到农村去；浙江“城市工人大批的回乡”；江苏无锡“前赴都市工作者，今大都重返田间”；河南汜水，山西灵邱，江苏江都因农民大量返乡，多有“实感农工太多”之叹。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

材料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官方文书中，动辄出现“夷性犬养”的说法，甚至不将这些远来的“夷狄”视作人类。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朝割地赔款，已是大失颜面，却也依旧自居“天朝”，弄得英国人在《南京条约》内义正言辞地表示要寻求双方地位的平等。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首次明文规定中国人在称呼英国人时不准出现“夷”这个字眼，并且依旧声明“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

——曹南屏《“夷”与“洋”：偏远的“他者——近代中国观念与物质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冲突中进行的，并且中国文化处于劣势。中西文化之间的这种落差，影响了一些中国人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保存国粹”，一是“醉心欧化”……以上一方趋于保守，另一方又过于盲目，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优劣问题的评价都过于偏激。

——张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冲突及其作用》

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