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7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以法律条约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平等关系秩序。然而这一新的国家秩序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驱动下，又形成了向外扩张的“世界国家秩序”。西方将暴力强权贯注到条约形式之中，用有悖于国家主权原则的条约制度，不断将更多的国家纳入新的“世界国际秩序”之中。18世纪末英国商人和政府开始谋划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1816年带着“将公司贸易建立于安全、稳固和平等的基础上”的使命来到中国的英国代表阿美士德却连嘉庆的面都没有见到便被送回。此时英帝国开始放弃长期实行的和平协商方式，用武力与中国建立条约制度的舆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普遍形成。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英国人这样描述清政府早期对条约的态度：“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因为条约在清政府看来，通商权利原本就符合施（夷狄）之以恩惠的羁縻之道。60年代后，英、美等国分头向清政府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1864年，清政府刊印《万国公法》，对此李鸿章认为为民族挽回权益计，遵守与应用《万国公法》应成为时代之必需。1884年，总理衙门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一本万国公法而行。”至20世纪初，驻俄公使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