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国家独立自强的重要前提。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於小夷也。……据英人地理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於俄，十倍於米，百倍於法，二百倍於英，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内，日用百需，无求於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而今顾腼然屈於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61年）

材料二：晚清时期的中国所匮乏的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形式，因此梁启超所致力建构的是一种以国民共同体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因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所以梁氏的民族主义既是自由民主的，肯定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自由，也是共和主义的，强调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近代中国沦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民族的深重灾难，国家的积弱不振，社会的贫弱穷困，正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李文海先生曾形象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

——摘编自李育民《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材料二：只有蒋廷蔽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谈到《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时明确说：“条款虽很多，主要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他认为开放通商，密切与西洋的关系是必要的，关键是要自己振作。在看到不平等条约的另一面这点上，他是先驱者。

——袁南生《近代不平等条约另一面》

材料一：英国人这样描述清政府早期对条约的态度：“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因为条约在清政府看来，通商权利原本就符合施（夷狄）之以恩惠的羁縻之道。60年代后，英、美等国分头向清政府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1864年，清政府刊印《万国公法》，对此李鸿章认为为民族挽回权益计，遵守与应用《万国公法》应成为时代之必需。1884年，总理衙门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一本万国公法而行。”至20世纪初，驻俄公使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本质上说。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不同之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修约谈判。1910年，日本向与其有现行条约关系的11个国家发出修约通知。1911年，美国带头与日本签订新条约，随后有关国家也纷纷与日本签订条约，表述放弃关税协定权。经过40余年的努力，日本完成了修约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关税和法权的自主和独立，与西方列强建立起了平等的国家关系。

——摘编自牛激淑萍《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