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精美而充满了神奇色彩的瓷器、传教士的书简和夹杂着道听途说的《马可•波罗游记》，18世纪中期以前三四百间的欧洲人就是从这些途径来了解中国的。传教士眼中那个“酷似古罗马帝国的中国”走进了欧洲人的脑海。中国这个词儿，对启蒙运动的精英来说，是一种力量，是“旧秩序的卫道士和蔑视者之间的赌注”。一个被乌托邦化了的中国成了欧洲知识界借来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

材料二  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携带英王信件出使中国，把一个行将覆灭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此时的欧洲不再需要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40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形象一落千丈。自那时起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将中西关系史上的这个时期称为“轻蔑的时代”。一个当年被描述成花园的王国变成了“满街是开口粪池和垃圾”的肮脏之国，而穿着丝绸、捧着青花碗的中国人也变得贫穷、猥琐和丑陋不堪。

材料三  尽管“红色中国”也曾随着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著述，让一些西方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少了一些灰暗色调，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和冷战，却又一次将中国的形象推向了阴暗的极端成为恐怖和邪恶的象征。

材料四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现代中国让西方人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中国经济会突飞猛进？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姚明那样球打得像 NBA球员一样好的明星？中国会不会把全球的石油用光？……这当中有好奇、羡慕，也夹杂着猜疑与不安，中国的形象正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元、丰富，不像中有相似，相似中有不像，西方人再也无法用非好即坏的标尺或简单的符号来看待中国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历史上西方看中国：从天堂到丑陋不堪》

材料一  广州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从秦汉时代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二千年里，广州港的对外贸易几乎都居全国港口的中心地位。1842年，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这是广州港由宗主国独立自主的贸易港口变成殖民地性质的贸易港口，并在外贸地位上逐渐衰落的转折点。1843年到1853年，广州港生丝出口量从1430担增加到3662担，而同时期上海生丝出口量则从零增加到46655担。

——摘编自程浩《试论鸦片战争后广州港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等

材料二  一九七九年四月，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在深圳蛇口矗立了三十年。过去，深圳人在它的激励下，创造了“深圳速度”，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现在，深圳人经过反思，开始了由“速度深圳”向“创意深圳”转型。未来，深圳人将赋予时间和效率全新的意义，让深圳再次先行。

——据谷牧《回忆邓小平》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