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根据材料拟定一个论题，并以中国现代史的史实加以论证，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192 2 年，中共二大提出了党要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首次明确提出“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 要组成一个大的‘ 群众党 ’”，“ 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 里面去”。 192 5年召开的中共 四大，明确提出建设一个 “以宣传为主的政治小团体” 逐渐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性政党 。 中共四 大召开时，党员人数还不足千人，中共四大后，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党的建设不断加强 ，党的 组织得到迅猛发展 。到1927年中 共五大召开时 ， 党员数量已 达5 7967人，在两年多时间里增长了近 6 0倍。与 此同时，党 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 群众组织也获得 较快发展，党的 阶级基础 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材料二 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材料三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 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 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并提，作为毛 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认为这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该决议给“群众路线”下了科学的定义：“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 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材料

1956年，中国第一个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航天事业从此诞生。苏联在1958年提供给中国一枚小型导弹——“P-2”火箭，中国以此为样本开始仿制。1960年，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中断一切资料和器材供应的情况下，中国自行完成了图纸描红、原理研究、改进创新等一系列工作，成功发射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1964年，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1970年，中国“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本国卫星的国家，开始了迈入太空的第一步。80年代后期，卫星研发开始为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航天事业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飞行，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飞天愿望，中国成为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2004年，中国月球探测“嫦娥工程”正式开展。2020年，“嫦娥五号”计划启程，在月球采样并返回地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组网成功，信号覆盖全球；我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升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随之开启，中国向航天强国迈进。

——摘编自孙家栋《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与展望》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行解读。

材料一

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形成了官办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四种慈善形态交相运行的基本格局。从救助方式来看，施善者多倾向于临时性物质救助，而忽略受救者生存技能的培育及文化素养的提高。中国传统慈善带有异常明显的伦理道德属性，其理想目标在于达至儒家大同世界。

——摘编自周秋光《“扬弃”式演进：中国慈善的两次历史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重心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全国义赈中心逐渐从苏州转移至开埠后的上海。清末民初，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慈善团体先后在上海创立，上海渐成全国慈善中心。1907年10月5日的《时报》就说“慈善事业之发达，独盛于上海”。1919年《申报》有“沪上为慈善渊薮”、上海是“全国慈善事业之枢纽”的评论。为筹赈华北旱灾，1920年12月，上海几个重要慈善救济组织筹款即达200万元。

——摘编自陶水木《上海，中国近代的慈善中心》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政府部门、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成绩：慈善事业的法治体系日益完善、社会捐赠稳定增长、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志愿服务遍地开花。慈善事业不仅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灾害救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在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治理，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许多成绩。

——摘编自赵芮、常红《改革开放40年中国慈善事业成就令人瞩目》

材料一  南北战争后，铁路、矿业和建筑业的高速发展，加剧了对木材的需求，森林减少的速度更快了。19世纪70年代野牛皮制革业的发展，人们猎杀野牛，致使野牛的数量几乎灭绝，19世纪初约20亿只得旅鸽到1914年竟灭绝了。1862年《宅地法》颁布后，农民不断抛弃旧土地，转向新土地，实行粗放式经营，短期内农民获得很大的收益，时间一长土地板结，不再适于耕作。越来越严重的城市垃圾、污水以及工业废料、废气、废水问题，成为对环境以及对人类本身最大的威胁。再加上西部生态系统本真的脆弱性——降水少、初夏蒸发量大，土壤易因干旱和耕作而变成粉末，1930年沙尘暴首次袭击了德克萨斯州，随后一场场灾难接踵而至，美国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的梦魇之中。

——摘编自王庆国《美国早期的农业环境问题及治理》

材料二  建国以来，我国的环保机构及职责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到部内环境保护局（1971—1982年），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建立环境保护机构，主要管理工业企业的环境行为；从部内司局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82-1996年），将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确认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由国家环保局和地方各级环保机构负责；从环保总局到国家环境保护部（1982-2008年），1998年国务院11个机构被撤销，国家保护局反而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且整合了国家核安全局的职能，地方各级环保机构也得到重视和升级；从环保部到生态环境部（2008年至今）生态环境部权力更加集中，具有统一的污染治理与环境监督职权，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管理职能。

——摘越自潘婷婷《建国以来我国环境政策变迁的政治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