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孙中山游历日本期间，对日本具有现代民主管理色彩的乡村治理颇感兴趣，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这些蕴含浓郁民主色彩的乡村治理思想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治理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实践尺度。在民国政府酝酿乡村自治时，晋、苏、浙、赣等省已有较为成型的乡村治理实践，特别是山西村治运动颇有声势。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与梁漱溟的邹平探索也给国民政府提供了参照范例。乡村治理既有国民党维护“三民主义”的政治需求，也有当政者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管控的现实压力，乡村治理成为国家与社会寻求平衡的突破口。

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标志着孙中山村治思想的全面展开。但是，具有民权色彩的现代乡村制度并未走太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为了强化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世界的直接掌控，以削弱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民国政府重新开始实施保甲制度，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制度走向。这一制度转变带来的恶果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破解社会阶级矛盾，激发农村内生活力。

——摘编自《清末民初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一：

材料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的；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摘编自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

材料三：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明确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容纳多方，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

材料：梅贻琦（1889年—1962年），自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直到他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注：抗战期间，清华大学联合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据《国学网·梅贻琦》

材料：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面对国民党的多次“围剿”，依然大力发展经济建设。1933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国民经济部，并召开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号召各级部门有序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在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各级苏区政府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努力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通过组织建立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种粮合作社，苏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除国营企业外，苏区鼓励私人兴办企业，大力发展合作社企业。各苏区还废除高利贷剥削，建立了工农银行，为各类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摘编自王桧林《中国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