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平民绝对没有受到这种报纸上的文化运动的益处，他们虽稍听见一些“救国!救国!”的演说，什么德摩克拉西的思潮，什么解放改造的学说，都是知识阶级的专利品罢了。……中国不识字的人这样多，识字的人，又大半数是顽固的守旧党，言论的效力，能有多少?所以现在大家的社会改造运动，都注全力于言论界，多数还是埋头于口头、纸上，肤浅，直觉的著作。……（一些启蒙者）好务虚名，急功近利，（只为）搏得一个虚名。

——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1919年）

材料二  随着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以来就不断组织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中工人乃至农民广泛参与的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自觉斗争，也使得曾经幻想着通过思想文化改造实现和平富强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十月革命的确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全球性的政治危机和革命风潮使得一部分五四学者看到了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最终接过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主义所承担的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

——摘编自包大为《从启蒙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历史转向与内在动力》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春天。作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摘编自《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

材料二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荣家在无锡、上海两地企业设备被毁，纱锭187万枚布机2766台、粉磨36部…荣家兄弟把大量面粉和小麦送给中国军队做军粮。1941年，汪伪政权威胁荣德生求他将中新一、八两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荣德生当即严词拒绝，并大义凛然地说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荣氏家族》

材料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古今，学贯中西。1885年，辜鸿铭回到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外文秘书。1915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在潜心精研国学后，他宣扬儒家学说的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所翻译的《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

——摘编自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

材料

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并陆续颁布了整顿吏治、废除科举、派遣留学生、办理警务等法令，从而拉开了警政建设的序幕。

1902年5月，袁世凯参照外国的办法，在保定创设警务总局一所、分局五所，挑选五百名巡警分布城厢内外，直隶的警政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同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巡警学堂，聘请洋人充当教员，并编译外国有关警务书籍，教授警务知识，令各局巡警学习。次年，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归天津，改称北洋巡警学堂，培养巡警官弁。其后又增添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等，把警察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及铁路，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

袁世凯的首创被清政府当做经验推广到全国，广西、福建、上海、浙江等地纷纷仿效。警察制度成为国家机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侯宜杰《袁世凯传》

材料  “政变以后，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可见，亦由民智已开，不可遏制。”梁启超将教育制度改革提到变法的根本高度，也不能不说是维新派的远见卓识。早期革命派通过集合演讲、文字宣传等“社会教育”的形式向属于“下等社会”和“中等社会”的广大人民宣传其革命思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对清末旧教育进行改革，并从7月开始重新规划学校系统。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指出：清末的教育宗旨中，“忠君”与共和不符，“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应予以废除，代之以“培养公民道德”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教育宗旨。9月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至此，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初步确立。

——摘编自李韧青《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与教育变革》

以上变化表明五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