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政治经济大变革时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向赞同男女平等，重视女子教育。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引入新的教育理念，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将女子教育基本上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壬子学制》。之后又颁布了各种学校令，并“与前项系统各有出入，综合起来又成了一个系统，谓之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女子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复古思潮的干扰下，女子教育的正常发展步履维艰。随着时间推移《壬子癸丑学制》弊端不断暴露，1922年，政府不得不顺应时代发展，颁布《壬戌学制》。它在受教育权方面规定女子获得了同男子平等的教育权利，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实行男女同学，而且课程上也不再有男女之分。同时，它还使得女子教育权利完全被制度化和法律化，从而使女子教育的发展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邢微《浅析民国前期女子教育发展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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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以发展实业为己任，勤读细思，多方考察，于1917年2月起开始着手撰写《实业计划》一书，直至1920年7月才最终完稿。孙中山在此书中指出：“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挟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关于写作此书的缘由，孙中山说：“中国今日但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方可解决之。······其计划已祥于《建国方略》第二卷之《物质建设》又名曰《实业计划》。”

——改编自林家有等《孙中山评传》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据新三民主义的建国主张。他指出：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阶段。“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因此，在现阶段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基本上没有冲突的”，“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实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他呼吁国民党“放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见，改变过去的老一套，立即实行符合于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彻底地与民更始”。

——据《毛泽东选集》

材料一  正是在乡村逐渐走向“消失”之时，人们开始思考乡村的存在意义，“乡土”这个古老的文学体裁成为19世纪人们最热衷表现的对象之一。19世纪英国首次有人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建议。“自然保护区保护协会”、“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等组织先后成立。在乡村保护运动中，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贡献卓著。该组织承认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强调乡村的传统风景应予保护，城市的无限制扩张必须得到遏制，它促成了很多涉及乡村保护法令的颁布。193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城乡规划法》，确保乡村农业和林业用地不受发展规划影响，同时对乡村地区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进行保护。

——摘编自孙立田《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乡村改造》

材料二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深入乡村，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投身于乡村建设实验运动。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农村政权，组织乡村自卫；组建各种合作社，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设立各种教育机构，推进基础教育；改善卫生和医疗状况，整治村容和道路，禁绝鸦片和赌博，破除迷信等等。他们将学校当作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上述乡村建设运动，当然存在着不少缺陷，相对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背景和普遍贫穷的广大农村，显然不能成为乡村建设派所期望的解决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更不能成为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路。

——摘编自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材料  胡政之（1889—1949），四川成都人，1916年他受聘出任《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此一生以办报为业。当时的人们把眼睛只盯住政治舞台，他却推出“实业专纪”和“教育专纪”；随后开辟“特别记载”栏目，话题涉及财政、社会、外交等无所不包。1926年，胡政之联合吴鼎昌、张季鸾开办新记《大公报》，提出“一国之内如有新闻自由，它的政治必能相当清明。”他先后组织制定《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规章》等，创造性地向有特殊劳绩的员工赠予本报劳绩股，发展并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抗战爆发后， 《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38年，胡政之发表《本报发行香港版声明》：“……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中的渺小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人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

——摘编自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中西交流的大规模展开，钟表开始作为生活用品在市面流通。1862年，京师同文馆首先采用钟表对学生作息做出精确规定，此后，各大学堂相继仿效。1876年正式通车的吴淞铁路，诞生了首个列车时刻表。1880年代后，钟点时间已被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近代企业普遍使用。同时，上海等地的政府机关开始对上下班实行精确的时间规定。到1890年代，钟表在城市的洋行、娱乐房、茶馆等商业机构中，也已被广泛使用。20世纪初，座钟与手表作为时髦的象征已经进入普通中产家庭与内地城市。

——摘编自封磊《晚清都市钟点时间的社会化及其现代性》

材料二  1893年我在乡村私塾读书时，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我的父亲因对西方机械技术感兴趣，1895年在书房置办一座时钟。每当整点报时时，却被当时家里的雇工及村民视为“鬼在作怪”。在乡村，时钟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为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

——摘编自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