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重商主义诞生于15世纪的西欧，盛行于16、17世纪。托马斯·孟是17世纪英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必须谨记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在他看来，为了扩大贸易出口，必须扩大国内的商品生产，国家应该用关税政策来保护制造业发展，促进生产，增加就业。他还主张通过发展航运业来扩大对外贸易，进而增加国家财富。《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18世纪英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重商主义百科》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王韬首先提出“商富即国富”，以“恃商为国本”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郑观应的思想显得更为激进，他直接将“商业”作为武器，首先提出“商战”的口号，对于进行商战的具体方法，他认为应该“兴制造”，即“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晚清思想家所探讨的“商”是广义的商，是“农、矿、工、商、交通五项中，商居其一，是诸家之视商不啻为其他四事之纲领”。

——摘编自《鸦片战争下史观》

材料：民国初年，在“实业救国”“科学建国”思潮的推动下，留学美欧的青年学子大多选择学习机械工程、采矿冶炼等专业，走上“科学救国”之路。留美学界先后创立中国科学社（1915）、中国工程学会（1922）等科学学会，创办《科学》期刊，大力倡导科学救国。1915年《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的强大威力，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这一看法，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与此同时，随着欧战的爆发，特别是大战显示的巨大破坏力，也使得部分国人对西方文明、对科学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国内知识界逐渐形成一个质疑科学功用与价值的“反科学”思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所谓“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严复，1918）。对此，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任鸿隽指出，在充分享受科学益处的西方，“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畏缩之兆”。1924年《科学》杂志发表社论指出，“科学之为科学，自有其本身之价值，不因物质文明之有无而增减。……人自无良，何预科学，因噎废食，窃为国人所不取也”。

——摘编自张剑《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