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遗产制。……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

材料：

袁世凯去世后，总统府与国务院互相争斗，双方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问题上出现激烈交锋。日本鼓动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并许诺缓交庚子赔款、提供参战经费，得到日本支持的国务总理段棋瑞为扩充自身派系的实力，立即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为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美国改变了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并向中国政府施压，强调在与美国协商之前“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17年3月，段棋瑞将对德绝交案及《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递交给受英美支持的总统黎元洪签字，遭拒。同月，一向反对参战的孙中山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认为参战“于国中有纷乱之虞，无改善之效”，得到不少国会议员的赞同。几经周折，国会最终还是通过了参战案。不久，孙中山策动海军总长程壁光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广州，发动护法运动。

——摘编自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等

材料一   中国的乡村建制历史悠久。近代以来，随着专制王朝的急剧衰落与解体，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国家意志渗透到乡村，以"代理人"的方式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清末新政"以后，清廷即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以翟城村为样板，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发展乡村经济。19世纪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社会精英改造乡村，大多"放眼世界"，通过对异域乡村文明的欣赏而对现实中国乡村"把脉下药"。米迪刚对翟城"模范村"的塑造来源干日本町村制的启示，阁锡山的村政也受益于日本乡村治理，至于后来的各大试验区，也多参照欧美特别是丹麦治村成功的范例。19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也投身其中，倡导和组织实施"建设农村"。

——摘编自冯俊锋唐琼《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二   自中世纪以来，英国市镇或教区的秩序维系主要依赖于其地方共同体的自治功能，随着工业化时期的到来，英国城乡人口流动性加快，传统的自治模式亦开始受到冲击和挑战。鉴于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环境，英国议会曾多次成立调查委员会以图在地方推行统一的警制改革。1829年，伦敦开始实行警制改革。1835年议会通过《市政改革法》，这一法案在不打破传统自治格局的情况下对自治市相对滞后的治安体制进行了调整、扩充。1839年《郡警察法》颁布，规定地方警察的组建由各郡治安委员会负责。由于两个法案都不具强制性，地方警察在组建过程中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进度，有些地方甚至加强了传统的教区治安力量。1856年，下院通过《郡市警察法》，规定各郡治安法官必须组建新式警察制度，中央政府提供1/4的财政补贴，建立一个直接对内政部负责的监督委员会，加强对各郡警察的督查。这样，一个由中央政府监督指导，郡政府具体执行的统一警制建立起来了，地方教区的治安权限则遭到剥夺、标志着现代警政体系最终确立。

——摘编自许志强《19世纪英国地方警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的演进》

材料   沈云沛（1854～1918），江苏海州人，近代著名实业家。沈云沛高祖曾获得5万亩盐碱地的垦荒权，但效益极低。1873年，为实现“实业救国”梦想，沈云沛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率先改革经营方式，首创“犁户制”；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开渠“斥卤”以改良土壤。经过几年的治理，让劣地变良田，犁户们生活有所改善。1903年，沈云沛联合赣榆许鼎霖成立海赣垦牧公司开发沿海荒滩，调集农业、水利专家勘测规划和统筹兼顾，治理出9万多亩可耕用地，使贫瘠之地成为“鱼米之乡”。同时进行科学引种实验，引进经济作物数十种；所建立的“稻鱼蟹埝埂槐”生态模式、“芦苇稻鱼”生态模式百年来仍然造福乡里。他因此被朝廷提拔重用，主政农工商部，海赣垦牧经验随之推广全国。

——摘编自闰茂华《构想与实践：沈云沛“实业救国”的生态农业观》

材料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借鉴西方近代法律理念，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近代司法独立原则，仿效西方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在审判机制上倾向于“四级三审制”。并且，首次把审判机关称之为法院。临时政府明令各官署不论审理何种案件，一概不准体罚和刑讯逼供。“鞠狱当显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不准再用答、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训令中指出，“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所通行，现各处纷纷设立律师公会，尤应制定法律，悴资依据”，“大小诉务，仿欧美之法，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设立专门机关掌管法官考试、视察、任免及陪审员、辩护士的身份等事项，使得法官资格法定化。同时求法官一旦被任命，不因为法定的原因，不通过法定的程序，不能随意被停职免职，“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体。”

——摘编自袁应武《南京临时政府司法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