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

《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而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材料一：孙中山出身贫农，十岁始入私塾，但儒家思想对其影响至深，后来他曾说：“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望之大同世界，”并多次亲笔书写《礼运，大同》的全文以激励全党——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移居英国。后来他对张国焘说：“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的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

——秦正为《孙中山与社会主义中国化》

材料二：毛泽东同周钊的谈话中。谈了中国革命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因为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或者结合得不好，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很多的亏……从1935年起，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好的结合起来，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体系，可以说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步了。于是，大家觉得很有必要给这种思想体系安个名称”。毛泽东说：“党中央当时确定把这种正确思想体系叫做‘毛泽东思想’，绝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正确思想在内的。……当然，在这种正确思想体系里面，我的东西可能多一点。”

——摘自陈新明《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