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后，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警醒于民族危机，使中国人看到了群体的形式和力量，为广开民智而介绍了西方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在近代中国转化为政治力量。新式知识分子是“中等社会”最进步的部分，但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并不是从中国社会里直接孕育出来的，而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这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脱节。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以前相比，变法维新思潮的爱国主义思想要更加广泛和更为深刻。维新思想家以抵御外国侵略为基点，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祖国的富强，才能彻底摆脱民族危机。维新派所从事的变法宣传和历次上书言事的内容中，无不把挽救民族的危亡作为当务之急。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

材料一   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它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也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它既没有形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西方是“大机器工业把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业吸收到工商业方面来”，中国则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来；西方是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中国则是农村的推力强于城市的拉力。

——摘编自行龙《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特征》

材料二   1978~1998年我国城市化发展状况示意图

——据许成安等《我国城市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材料

1869年6月，新政府利用在戊辰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诱使各藩藩主自动“奉还版籍”于朝廷，把藩主变为藩知事，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1871年7月，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免除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一律迁往东京居住；废除藩制，把全国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免知事。这就一举夺得地方政权，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成为维新运动中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摘编自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