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鸦片战争后的危局，中国备阶层柏继起而挽救。首先是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试图推翻清朝，建立“地上天国”。继而清政府推行洋务新政，试图解决国弱民贫等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形势图（1851-1864年）

问题导引

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在救国方式上有何不同？

材料一：张之洞督鄂前，武汉民族工业完全空白。他上任后的18年内，本着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指导思想，创办了包括军事工业、钢铁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各个企业内部又自成体系，如汉阳铁厂就是集开矿、采煤、炼铁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评论张之洞“治鄂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有四点，即“远识”“毅力”“缜密”“精勤”。湖北曾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其文化与学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身兼学者和官僚两重身份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通过创办各式学堂，构建起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军事教育相互配合，一起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湖北也是近代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新政培养出一大批诸如黄兴、宋教仁、李四光、刘艺舟等政治文化名人。他们或驰骋于疆场，或耕耘于科学和教育园地，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科技与学术的精英。从19世纪60年代至辛亥革命爆发的五十多年内，武汉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天灾，武汉获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环境。自五口通商尤其是上海开埠后，中国外贸格局发生变化，长江沿线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城市汉口等相继开埠，长江干线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于是，武汉因其长江之居中位置而成为内地通往上海的唯中转点。汉口的市场吸引力和辐射力也大大增强。

——摘编自涂文学《“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材料二：中国近代史上，就城市的影响力而言，上海、广州、武汉可谓风头最劲。上海挟江海交汇之势而成为中外贸易之门户；广州久为通商口岸，华洋混杂，中外交通，经贸影响自成一格。而武汉则以更活跃的政治表现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舞台，承载起国家民族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大武汉”的磅礴气势，书写了近代史上舍我其谁的时代担当。正如《武汊之歌》中所唱的：“用我们的热血铸造起荆楚之魂，用我们的脊梁托起一个新的乾坤。”2020年，当新冠疫情发生时，医学专家钟南山更是动情地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摘编自周德钧《“大武汉”之崛起—论武汉建市的历史缘由与现代价值》

材料一：日本除了把台湾夺到手之外，还拿到了中国2.3亿两的賠款。这等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要是拿这笔款发展经济，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那就很可观了。但它用来扩军，85%的赔款都用于扩 军和相关的项目，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这就导致了日后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同样输得很惨。

——袁伟时《甲午战争：没有赢家的结局》

材料二：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最致命的错误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民众内部深深蕴藏着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力量，特别是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时那种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日本侵略者眼中看到的只有武器而看不到人……可是，他们的算盘完全打错了，结果大大出乎他们意料，深深地陷入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材料：

任选一种解释的角度，解释下列两幅图所反映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