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甲午战后，外国列强争相在中国攫取势力范围，并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强租港湾，强索铁路修筑、矿山开采等一系列垄断性特权。

1898年4月，总理衙门奏请开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为通商口岸，这是中国第一批自开商埠。同年8月，清廷又颁发“广开口岸”上谕：“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后北洋大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等于1904年春奏请将山东济南、潍县、周村一并自行开为商埠。

济南开埠后，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商贸中心”。据统计，1927年，济南城关及商埠两地区的商户已达6700家。1904年，电影传入济南，一名德国人在济南经三纬二路建立了济南历史上第一家电影院——“小广寒”。这一年，自行车在济南销量大增。济南成为清末城市“自我发展”的一个典范。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等

材料一  齐国借助“边海”的地理条件，发展“鱼盐之利”，成为春秋战国时最为富庶的国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雏形即已出现，魏晋而后，僧人“附商舶”西行“求法”，成为佛教东传的重要方式。宋元时代指南针等远洋航行工具的使用，使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明朝前期，在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航海著作，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录海行见闻 ，反映当时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东非等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形胜。明后期，郑若曾针对倭寇等问题，在《筹海图编》中明确提出“海防”的主张：“欲航行于大洋，必先战胜于大洋。”而明、清政府常常采用“海禁”的办法。到鸦片战争前，“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文》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通商口岸不断增加。魏源认为海运“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1842~1846年，茶出口增长一倍，丝的出口增长将近五倍；1846—1856年，茶出口增长55%比丝的出口增长三倍多，海关税收从1861年的490余万两增加到1902年的3000余万两。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福州船政学堂。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近代海轮“惠吉”号下水，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随着西方商品与资本输出的扩大，部分国人提出与列强进行“商战”。1904年，张謇上奏朝廷，请准各省成立海洋渔业公司，购置新式渔轮，发展海洋渔业。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条约，允许百姓出国，“毫无禁阻”，仅南洋地区，就有中国移民500万人。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容闳回国后，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1860年他拜会洪仁玕时提出创办新式学校，创立现代银行、金融制度等建国之策。但经过一番考察，容闳对太平天国相当不满和失望。1863年，容闳受曾国藩“三请”，帮助建立制造来复枪的工厂。容闳认为，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制造枪炮的工厂，而是制造“机器母厂”。曾国藩采取这一建议并付诸实施。1854年至1872年，历经18年的不懈努力，容闳最终促成首批30名官派幼童留学生赴美。留美幼童受到西方文明影响后发生巨大变化，被顽固派诬告为“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1881年，首批留学生被强令回国。人数不多的留美幼童在中国近代困难重重的转型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1898年，容闳参加了保国会成立大会。后来，容闳认识到难以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于是走向了暴力革命，积极筹款支持革命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给他写亲笔信，邀请他担任要职。

阅读材料，提取信息，结合所学，阐释容闳的个人经历所折射出的时代特征。

要求：信息提取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