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千担；指数：1872年=100）

材料一：1834年，清廷官员至英国使臣律劳卑广州信息商谈贸易问题，双方在各自应处的座位、方向、次序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中方要求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会见大厅的北面（上席），英国则坚持将自己的座位置于大厅北面主席的突出位置。两者争执不下，商谈未能进行——摘编自王开玺《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材料二：1901年，虽经李鸿章讨价还价，清王朝仍被迫接受西方外交使团的礼仪要求，将外国使臣觐见清帝的礼仪说帖，作为《辛丑条约》的附件十九。其中规定：外国使臣递交国书时，清帝须派高于王公规格的轿子往来使馆迎送，同时派军队保护；清帝款宴各国使臣应在皇宫大殿内举行，并躬亲入座。

——摘编自王开玺《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材料三：二战结束后，接受日本投降签字国家的顺序是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等，1946年5月，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法庭上，最初法官次序排位是以美、英、苏、中、法为序，经过中国法官（梅汝璈）的积极斗争，最终法官席次依照日本投降书上受降签字的次序排列。必须认识到，在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实际上关系到国家的地位和尊严。

——摘自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材料一：自建国至嘉庆十二年（l644～1807年）160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白银对制钱的比价一般在1000文以下，1808年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银钱比价持续上涨。……鸦片战争后10年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更多的外国银圆流入中国社会，外商趁机用成色较低的银圆套购中国纹银运往国外，制成银圆后返销中国牟取暴利。

——摘编自许弘《近代中国银货币改革述论》

材料二：林则徐于1833年提出自铸银圆。光绪初年，吉林省首先用机器试铸银币。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才获准在广东设造币厂。此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1905年，清政府开始全面进行货币改革，目的是统一银币。但由于本位币不定，引起了“两”“元”之争。焦点是用“两”还是用“元”，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代表的“一两”银币派认为各国应有自己的币制体系，中国不能褒渎国体而丧失主权……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自此，两元之争落下帷幕。……1911年，停止各省自由铸造，铸币权统归中央。……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灭亡，银币没有来得及正式发行。

——摘编自刘士刚《晚清的货币政策》

材料  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革命的思想来源。

——摘编自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材料描述了“中国与西方”三个阶段的关系，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选择其中一个阶段，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①清代闭关后，广州成为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

②广州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开放的口岸

③近代生产方式较早在广州产生

④广州毗邻港澳，易受西方风尚的影响

材料：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在“抚番”、清赋、交通和文教等方面展开工作。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他在淡水东南的大嵙崁设立全台抚垦总局，下设大嵙崁、恒春、番薯寮等七个分局，采取剿抚并用，开山抚番。仅台北府地区，垦辟新旧荒地多达7万余亩。刘铭传积极推广茶叶种植，在1871-1896年的26年间，台湾茶叶出口增长近12倍。刘铭传还派人到江、浙、皖等省学习植桑技术，从上海和广东引进优良蚕种，大力扶植台湾蚕桑业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刘铭传还尽力在煤矿开采、樟脑出口等方面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

    文教方面，刘铭传在台北府设立番学，招纳当地土著头目弟子20人，聘请三名教员讲授汉文、算学、官话、台湾话和礼仪等内容。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在大稻埕设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人才。1887年，他延请英国人布茂林为教习，教授西学；聘汉文教师教授中国经史文学。1888年，刘铭传又拟请老师教授图算、测量、制造之学。他在台湾建立大学与中小学。建省后的台湾文教事业有较大发展。

——摘编自陈跃《晚清新疆与台湾省之比较研究》

材料一：1793年，皇帝作出指示，“此次英咭喇（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一道谕令称马戛尔尼使团应得到适当的礼遇和较好的款待。另一道上谕重申，应适当地、不卑不充地接待该贡使，以显示天朝的怀柔之恩。朝廷每天拨出5000两的慷慨款项来照料使团前往北京，而在使团运留京城期间，则每天拨款1500两作为款待费用。

材料二：在鸦片战争前，钦差大臣林则徐曾请美国传教士伯驾翻译了瓦奏尔的《国际法》中的三个章节，但还没有《国际法》的全译本，不懂国际法致使早期中国的谈判者犯了许多大错误：他们在关税自主、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轻易让步，而在诸如外交代表驻节和觐见不行磕头礼之类平常的、无关宏旨的事情上拼死相争。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认为中国急需外交指南，决心翻译一部国际法著作。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他开始翻译惠顿的《国际法原理》，希望以此表明，有一些约束西洋人的国际关系原则，也希望他的译本能促使不信基督的中国政府承认基督教的精神。急于了解西洋外交的恭亲王，很急切地想知道国际法。

在美国公使封安臣的帮助下，丁韪良的译本于1864年呈递到总理街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