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10月7日，美国《纽约时报》特约记者T.W.K在该报上发表了《在大清国的心脏旅行——扬子江游记》一文，写道：

蒸汽火轮在扬子江上定期航行运营已有15个年头了，这项业务最初还是由美国公司发起的（注：1862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首开汉口至上海航线）。扬子江上每个航段的地方政府都有权对过往商品课税，而每个航段又有小官吏与官卒设置的关卡要强行收费。每艘大清国货船按规定都必须停船交捐。根据大清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外国人可以不理会这些“敲诈”，外国商业行会的成员通行不受侵害，他们只需交纳商品的进口关税和货物抵运地的当地税即可。

直到今年3月，扬子江的航运权才最终落到美国人手里，这偶尔还遭到英国人的反对。我回程搭乘的火轮名为“江庆号”，这条船是在纽约建成的。去年这家美国公司卖给了大清国的一家轮船公司（注：轮船招商局），这家清国公司全由当地的股东、董事和代理商们组成。我是从一位清国人那里买的船票，他写英语的速度与我相当，但写得比我还更规范些。这家轮船公司在每条船上都派有两名清国执事，他们参与办理所有货物和统舱乘客的承运手续。

进一步开放大清国的内陆港口越来越有必要。距汉口400英里的宜昌是首选口岸，它不久前向外国商船自由开放，大清国的亲王和当地政府官员与美国领事及随从一起参加了开埠典礼，穿着各式衣服的老百姓也前来助兴。我们的星条旗在领事馆前冉冉升起，这是在扬子江出海口1000多英里的大清国内陆地区首次正式地升起外国国旗。清美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认可。但是，宜昌作为交通港口的希望仍未完全实现。汉口的外国和清国商人都反对进一步开放扬子江沿岸其他内陆港口，扬子江上的船工们也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蒸汽火轮抢走他们的生意。然而毫无疑问，只要耐心等待，不用多久，我们火轮的汽笛就会打破扬子江上各个口岸的沉寂，勃勃的商机也必将出现在整个扬子江流域。

问题：

材料一  清朝的财政制度，从顺治朝初立，到雍正朝完备，形成一套戒律森严、以解、协饷为核心的制度。清政府对财政收支有严密的规定，其经常性的财政收入列有 10项，这些税目都是统一的、固定的，不得随意改变。但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此种静态的固定化的财政体系已不能适应急剧变动的时局。太平军兴后，解、协饷制度崩盘，无钱可拨的中央丧失了对地方财政的协调能力，晚清财源的开辟，中央少有作为，基本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一系列财源相继确立，其中的大项有：厘金、关税、铸币、公债等。这与古代以土地人口为基本的税源有很大区别，也导致了地方财政收支日益膨胀和中央收支日益萎缩。

摘编自郭卫东《倾覆与再建：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清政府利用 20世纪初进行的“新政”，开始了财政方面的改革。1903年，清政府设立财政处，1906年，清廷设立税务处，准备在统一税权，主要是海关税和常关税方面做些工作。同年，清政府将户部改为度支部，负责统管全国财政，统一设立中央统管下的度支公所和财政公所，向各省派驻监理官。

摘编自郭卫东《倾覆与再建：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政治文明》

材料三  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明确提出了统一财政、集中财权的政策主张，按照西方的财税理论，改革旧税制，着手新税制的建设。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首先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系统，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体制。为了防止中央与地方发生冲突，财政部于 1928年11月间正式公布了划分国、地税收支标准案，基本上完成国、地税收系统的划分。

摘编自张志超等《民国时期（1912-1937）财税改革问题对话》

下列各项中对上表数据解读正确的是（   ）

在我国，特“祖国”比喻为“母亲”并形成一个固定的人格化的、女性化的隐喻结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它最早出现于闻一多于1925年3月创作的《七子之歌》。诗中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将割让的殖民地比喻为“予出”，从此，“祖国母亲”的类比在全国的白话文中流行开来，也标志着“祖国母亲”这个概念隐喻的正式形成。而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的使用和引中，其影响也从文学领域扩散至政治社会领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直到今天，它已然是我们语汇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

﹣﹣摘编自潘祥辉《“祖国”与“母亲”是怎样相联的：近代爱国主义话语的源流》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现代，解读“祖国母亲”形象（要求：自拟论题，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多角度论证。）

——摘编自刘洋《崇实改革与清代奉天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阅读以下有关19世纪中期列强侵华的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道光二十一二年(1841~1842年),夷船入长江,而全局始震。咸丰十年(1860年),夷兵犯津通,而根本遂危。彼族实能觇我要害,制我命脉;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设防,东援西调,未将全力聚于紧要数处。”

材料二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19世纪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说,条约“总是制定者从外国立场出发强迫签订的,因此,极端重视的首先是要求外部(国)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发挥(中国)内部的潜在能力”。

——摘编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