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中叶，中英开始茶叶贸易，19世纪四五十年代，华茶出口达到“极盛时代”。由于英国等国棉纺织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棉纺手工业日趋崩裂。农民为了生活必须寻找其他副业，有些地区甚至放弃粮食生产，专营茶、桑。虽然英国政府征收进口茶税的税率不断提高，但是中国茶叶出口价格也在大大下跌。随着英国上流社会饮茶之风盛行，茶叶“为大家一日不可无之物”。鸦片战争后，鸦片入华量增加，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这就使丝、茶出口成为弥补外贸逆差的唯一途径。19世纪50年代，英商报告说：江南产茶区“叛党是最急于鼓励商务”。

——据陈椽《茶叶通史》等整理

材料二  第一批美国皮货运往广州是在1788年，这种贸易“包含着‘三次赚钱的机会’：从美国运出小刀、毡子等廉价物品，到西北海岸换取印第安人的贵重毛皮，然后驶向广州出售皮货，购入茶叶，返航后，茶叶又以高价在美国或欧洲市场上出售”。其间，美商为获得毛皮商品，渐加快对西北部海岸的探索，有力地将美国政府和国人的视线转向这一地区。建国之初的美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国外的本国商人进行保护，这就使得美国商人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政府有关海外贸易的相关规定。一批官僚认为美国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但毛皮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中美毛皮贸易不可能长久进行，到了19世纪20年代早期，此项贸易已经难以为继。

——摘编自［美］K．S．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

材料一  中唐以后，整个社会资源开始了打破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富民”阶层，而另一部分人则丧失了土地财富，成为贫苦者。宋代以后，虽然朝代鼎革，但“富民”阶层的发展一直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富民阶层始终是宋元明清的社会基础；国家与富民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富民是国家乡村控制的主要依靠力量。

因此可以认为，宋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社会，即“富民社会”。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璟《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期，呈现出独特的二元性。社会上既存在着古老的地主阶级和佃农阶级及传统社会的自耕农、商人、手工业者阶层，也有残余的奴婢、半奴婢阶层；既有演变中的古代的阶级和等级，又产生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裂变的同时，也进行着阶级改组，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军人阶层已开始成长为新型的社会集团。传统的组织不断演化，新的社会群体激增，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已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二元性表现在社会区域内，是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二元格局出现并愈益明显，一方面，沿海与城市现代性日渐凸显，而另一方面，内地与农村保留着传统，踯躅不前。

——摘编自栾爽《震荡与冲突：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探析》

材料一  18世纪英国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英国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随着飞梭的应用，棉纺织业纺与织两大部门间的平衡被打破。经过一系列机器的发明和应用，纺纱部门机械化技术革新已基本完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蒸汽力取代水力作为机械动力，生产要素得以突破地域限制。蒸汽鼓风设备的发展完善了焦炭冶铁法，使英国的冶铁业出现了新的飞跃。铁路运输业的兴起和发展，对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到19世纪40年代，机器制造业开始发展起来，为机器大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英国史》

材料二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农民起义的冲击，统治集团一部分官僚主张改弦更张，学习西方长技。自19世纪60年代始，洋务派官僚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军事工业。这些军事工业虽然就生产关系而言还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从外国购进设备来生产船舰、枪械、弹药。这一时期洋务派还委派商人招揽民间资金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除制造业外，洋务派还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从而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近代采矿、航运和通讯事业。

——摘编自刘芃《历史学习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