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矣。”——《孟子•尽心上》

材料二：“今棉之为用，可以御寒，可以生暖，盖老少贵贱无不赖之。其衣被天下后世，为功殆过于蚕桑也。”——（清）王应奎《柳南续笔》

材料三：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织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四：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织造批准造册，给文凭然后敢织。——摘自《江宁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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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明初的山西大同，宣府为重镇，于是山西商人以“极临边境”优势……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明人章懋说：“圣祖以边城险远，兵饷不克，而粮运劳费，乃命商人输粟边仓，……商人喜得厚利，乐输边饷。”——摘编自《晋商兴衰史》

材料二：他们（徽商）一方面耗费巨额利润来促使自己缙绅化（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为缙绅），另一方面又将大量财富抛向非生产领域，诸如购置族田，建祠，修家谱，以及提倡程朱理学等，结果不是使徽州产生资本主义，而是成为一个顽固坚持宗法等级制的堡垒，这样的商品经济，实质上只能补充和强化自然经济。——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

材料三：帝国时代的商业资本，即使有相当规模的积累，到某一临界点便呈萎缩后退态势，更无进一步深入产业领域，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可能。它并不建筑在社会购买力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基础之上，只能攀援于国家财政政策提供的非常空间，既要与政治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和百般勒索，机体脆弱，命运无常。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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