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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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票号的创办、发展、衰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日升昌总号在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十八日给汉口分号的信中写道：“昨接成重两处来信，军务甚是紧急，成都左近四面贼匪扰乱不堪，兼之省城勒逼捐输(指政府因财政拮据，巧立“捐输、报效”等名目向商人搜刮钱财)，以滞生意之家，实难存站。……即着成伙速归重号，暂行躲避。”曾任票号经理的李宏龄说：“乃自甲午、庚子以后(票号)不惟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疏。推其原故，固由于市场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利权，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

——摘编自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

材料：清初的赋税制度，分田赋和丁徭两项征收。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明万历朝的册籍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编成《赋役全书》，发给民户“易知由单”，通知应纳银米数额，征收时用“截票”，“一给纳户，一存有司”。但“易知由单”款项繁，难以通晓。且地方官不公开晓示款项，另立名目，恣意科取。

    丁徭的征收，各省情况不一，有以一条鞭征收的，有丁随地摊派的，有丁随丁派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同时规定人丁缺额由新添丁口抵补，再不足又以亲戚或同甲粮多者补之。这种抵补的办法又造成了丁银负担不均。至雍正初年，有地之家，田连阡陌，所输无几，而贫苦农民或寸土全无或有少许土地，却与富户同样负担丁银，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苦乐不均”的现象。

    早在康熙末年，“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雍正元年（1723年），直隶总督李维钧请求将丁银摊入田粮中征收，得到朝廷的允许。翌年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援引直隶的新例，奏请朝廷“将丁银并入地粮”，随后各地逐渐实行“摊丁入亩”政策。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