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发生了一次“霾灾”，数日雾霾不散，导致通惠河上的漕运停止，京城多处粮仓告急。乾隆皇帝除了派官员到天坛祭天外，还亲自率王公大臣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焚香祭天。光绪年间京城曾出现一次严重的“霾灾”，数日不散，慈禧太后也曾令人在紫禁城内“祭天驱霾”。而民间遇有“霾灾”出现时，人们多到龙王庙前拜求龙王“驱霾祈雨”，并在庄稼种植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春，出现了一次“霾灾”，京畿之农人“芸锄时令苗稍疏，预防风霾”。

——《古代北京“霾灾”的记载》

材料二：近代中国知识界较早就开始关注空气污染问题。当时的报刊对近代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大气污染现象多有报道评论，并警醒国人：“各国人士，渐渐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东京警察当局已于最近举行煤烟防止宣传，开始‘都市净化运动’了。”

近代以来政府和民间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治理空气污染）。政府颁布一些条例、实施工厂检查，开展工厂安全运动、平民新村运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取得一定效果。1887年石印社的煤烟被周围居民视为公害，工部局向石印社提出警告，要求其采取增高烟囱等减轻污染措施。1933年12月，政府公布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其中规定“汽车行驶时，不得泻放发出巨响或含有烟雾恶臭气体”。广州市政府制定颁行车辆肩舆交通规则，其中规定“车夫须常注意车机洁净。勿许机油飞烬，及放出秽气等弊”。济南市政府也颁布过取缔市区桐油煎熬的法规。

——《中国近代城市大气污染及治理》

材料三：1952年，处于急速发展期的英国伦敦，终于尝到了工业污染带来的苦果：l2月5日至10日，伦敦市内空气污染严重，导致4000人因呼吸道疾病等原因死亡，这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事件的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措施整治环境。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启示录：1952，被雾霾扭转的英国》

材料一：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扬州繁华以盐盛”，其发轫期远可追溯到西汉时期。从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扬州逐渐形成南北交通的枢纽和全国财货的集散地，成为盐运漕运的重镇。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流通领域扩大，经济活动频繁，扬州也出现了继汉唐以后的第三次繁荣，形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资本集团。

——摘编自王伟康《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

材料二：扬州盐商在寓居城市大兴土木，兴建园林、会馆、书院、码头等，因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乐善好施，赈灾济贫，积极倡办公益事业，造福于民众，推动了地方事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保护和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济民的抱负。……他们竞重风雅、善交名儒硕士、吟诗作画的文化风尚，也流及盐商活动的广大区域。

——摘编自王雪萍《扬州盐商文化线路》

材料三：扬州文化铸就与官员有巨大的热忱，总持风雅，盐商的乐此不疲慷慨解囊，群众的直接效力尽显才智都有关系。如大型玉雕《大禹治水图》的制造，是乾隆直接过问指挥，扬州政府官员负责，扬州艺人悉心制作，才成就了工艺史上的极品。再如源于盐商“例蓄花雅两部”的对戏剧的情有独钟，四大徽班才次第晋京，是皇上倡导，扬州政府官员亲自组织，盐商的积极效力，扬州戏曲的繁荣土壤，才使中国戏剧有了划时代的里程碑。

——摘编自扬州大学学报《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理念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在宋代，由于城市中市坊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乡村地区懋迁（贸务）的方便，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形成商业性的聚落，做为固定居处的市于是形成。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机能为主的城镇，也逐渐蜕变转化为商业及贸易的重要据点。这种商业化的趋势，直到明清时代，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而以商业机能为标准。……可见，明清时“市镇”或“镇市”已经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了

——摘编自《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

材料二：在近代机器生产和工业品大量输入的冲击下，江南农村部分传统手工业逐渐陷入困境，相关的市镇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或被迫转型。……进入20世纪前期，亦即清末至20年代，随着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向内地扩散，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变革进一步展开，部分市镇开始由传统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转变。

——摘编自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开窗见河，出门过桥”的江南水乡双林镇，元明以来，史载“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吾镇之乡村无不栽桑”，“近镇数村，以织绢为业，男子或从事绞线，常出市买丝卖绢”。外来商人形成规模，出现了泾县会馆、宁绍会馆等。随着外来定居的商人通过家族繁衍和科举考试成为本地的缙绅，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都较前大为减淡。士绅并不像某种“经纪”或者“代理人”，他们似乎在这个官府不在场的地方扮演着官府的角色。崇善堂等地方慈善组织逐渐向地方自治组织转化，基于共同利害的社区认同

开始形成

——据赵世瑜《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等

材料二：中世纪晚期以来，几乎所有威尼斯人都是商人，他们的活动使得地中海的商业网络扩大，甚至进入中亚、印度和中国去寻找商业机遇。威尼斯货币是当时欧洲普遍流通的货币。银行家们向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商人发放信贷凭证，商人们发明了分散商业投资的新方法，有限责任促进了商业合伙关系的形成。关于债务、破产等的商业习惯法得到推广。威尼斯还成立了城市共和国，他们自己管理城市事务。每一种公共设施都可在威尼斯找到典范：退休公务人员的年金制，对孤寡的照顾，医院的医疗福利制度等等。威尼斯作为“自由的长女，闪烁着自由之光的童贞城市”，堪称世界上早期第一个近代化（城市）国家

——据【美】本特利《新全球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