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大范围的人口增长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中世纪时期城镇发展达到高峰。食品的日常用品的交易范围扩大，交易量上升。与此相当，长途贸易特意从中东和远东地区进口丝绸和香料，从尼德兰南部和意大利北部进口纺织品和高质量手工产品，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地主和精英阶层对奢侈品的需求。

——（英）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晚明时期，由于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刺激了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它的载体就是多种类的商品集散中心——市镇。诚然，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商品市场的繁荣，有它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从宋代以来一直在稳定而持续地起作用，到了明代中叶达到一个新高峰。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把原先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成产，转化为同时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材料三：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表

——资料选编自胡顺廷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

材料一：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最早记录出现在西汉。汉武帝时期，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分归大鸿胪和少府管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多由皇帝的心腹宦官担任。其首要职责是向宫廷进献海外珍品，兼管海外贸易。宋朝在广州设市舶司，这是中国第一个专管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负责征收舶税，“以助国用”。市舶司最多时有10个，主要设在沿海地区。南宋高宗绍兴末年，泉州、广州和两浙路市舶司年入达200万缗，约占当时国家货币岁入总数的1/5。明朝承袭前代，在主要港口城市设市舶司，以适应海外诸国朝贡的需要，且终明之世，罢置无常。康熙年间，清朝撤市舶司，设江、浙、闽、粤四海关。1757年，除粤海关外，其余三大海关被关闭。

——据傅宗文《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整理

材料二：在中华民国时期，经过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群众性的关税自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与列强协商，于1929——1934年四次修订税则，进口货的平均实征税率才逐渐提高到27%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商国际贸易业日兴，分享部分利益，但未能改变洋行垄断的局面。1936年，国民党政府应外国政府要求，管制锑、钨等战备物资作为偿还外债之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易货偿债范围扩大，国民党政府管制了所有重要出口物资，出口贸易遂大部转入官僚资本之手。旋因东北市场被日本占领，以及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贸易额锐减，到1936年仅有10.5亿余海关两。

——摘编自陈晋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