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呈现的史实表明，17～19世纪的中国（  ）

材料一：末作（工商业）文巧（华而不实）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舍本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管子·治国》

材料二：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说明这是一种在大一统集权统治体制下才可能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军事色彩的，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中国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上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①明清时期我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②明清时期我国商界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的能力

③明清时期晋商掌控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④明清时期我国商界积极参与国际性商业贸易活动

材料一：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与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材料二：有人说，中国的四大发明不是中国文明的顶尖级代表，甚至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科技的最高水平。

材料三：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古圣贤的道德、教诲、祖宗制度的成法，是古代辉煌的象征，同时也是进取的阻力。立论，言必称三代；著文，开篇子日诗云；行事，祖宗成法不可更改。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另一种“色彩”。

——摘自《中西对比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