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江南地区是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唐宋以来，这里一直是最重要的产粮区。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又有新的发展。松江一带“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太仓等地“务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嘉兴地区“物产宜稻”却“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愉者十之三四”。与此同时，苏州、松江两府，明末市镇有59个，乾隆时达到210个，增长率为256%．棉纺织业市镇、丝润业市镇是其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专业市镇。在苏州和杭州，还出现了机户利用积双的资金钩买织机，雇佣几名至几十名机工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

﹣﹣摘编自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因条约而陆续开放的商埠积久渐多，其趋向由沿海入长江，由下游而上游并逐步进入内陆腹地。这些埠口，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之而源源不断地泻入、渗开。这是一种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东西。它们在旧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膨胀。于是两千年来的清一色变成了斑斑驳驳的杂色。通过这些窟窿，中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城乡社会的演交由此缓缓发生。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西欧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有独立于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政治上，城市不隶属于任何封建主，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可推选自己的行政官员；从社会关系上来看，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为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

中国的城市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商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同流，商人发了财总要投资土地，因为土地被看成是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最终归宿。同时，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虽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

——摘编自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国家城市中各种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各种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应运而生。欧文、傅立叶等社会改革者提出了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全新城市规划。霍华德主张在进行系统的社会改革前提下，建立城乡交融环境优美的分散的城镇群。盖迪斯则把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城市规划学融为一体，创造了“城市学”的概念。

——摘编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