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承秦制”之说早为学界所公认，秦律中“严于治吏”的精神在汉律中有着深刻的反映。与秦律相似，汉律亦有关于荐举官吏的法律规定。如《二年律令·置吏律》规定：“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而《汉书·王子侯表》也记载：陵乡侯欣“建始二年，坐使人伤家丞，又贷谷息过律，免。”汉律在秦律基础上，针对王侯、官吏朋比为奸、结党营私制定了“左官’’“附益”“阿党”“更相荐举”等诸法……执法的严格性，使朝廷法令对各级官员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量，督使他们勤于政事，谨慎行事，以免有犯法之嫌。自汉之后，后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方面都非常重视“严于治吏”的举措。秦汉严于治吏、“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精神，在今天也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孙喆《从汉承秦制看西汉“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

材料二：清代王船山认为周“礼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后世令史多而事不济”，因此必须裁汰冗员。王船山认为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说：“严者，治史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左传》日：‘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可不戒与”！王船山“把培养官德作为廉政的基本内容”，“把廉政看作吏治的根本”。王船山认为“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所以他认为，惩贪治贪的关键是“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薄尉胥吏，皆喙息（即住嘴，此处引申为停止，收敛）而不敢逞”。

——摘编自刘伯兰《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