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